我把被调校的经历写下来投稿
不管有没有被录用
既然写了
就放进来这部落格纪念
《抗争有理，调校无罪 》
离乡背井在微型小学服务了六年后，我以和家人一起买屋子的理由申请去华人人口密集华小短缺的P城执教。9月出炉的Eg tukar 原本不批，可是第二年年头开学的第二个星期，突然接获调职信，于是就匆匆调去新的学校了。
新学校是从别州微型学校搬迁过来的，在P 城才开校一年多，已经有第一批的开荒老师。刚开校时，学校只有几班低年级，接下来每一年新生越收越多，需要更多师资，我因此有机会成为第二批老师。刚调来这学校，才知道虽然全校学生总数已超过500人，但还是属于SKM微型学校，亦即学校的副校长不是县教育局委派，而是校内委任的，所以老师们必须共同承担副校长的节数。反正微型华小老师工作量多包山包海是众所周知的，这对我也不是什么大问题，因为我也只有微型小学执教的经验，差别在于真正的微型学校一班平均十多位学生，这伪微型学校一班平均四十多位学生。
我新来报到这学校的第一个周会已经让我见识到校长的不可理喻。微型学校老师不多，负责周会训练小司仪的老师在周会开始前早已打点好一切。上课钟声一响，小司仪们自动自发地开始了周会。这时校长才姗姗来迟走进周会广场，我没想到国歌州歌音乐停播后，校长会大声斥责该位负责周会的老师，我亲眼目睹那老师在大庭广众下委屈落泪。后来我才知道那老师是产后忧郁症患者，也是我遇过最坚强抵抗忧郁症、最积极抵抗逆境的老师。她常常自嘲自己是积极的悲观者，她教学经验丰富，曾是华文组资源老师，她也不吝于和同事分享一些教学点子。她教学用心，总是有办法让课堂变得生动有趣，深受学生和家长的爱戴，我欣赏她的积极用心，我也喜欢亲近这位让我欣赏的同事，却没想到接下来我们面对一些不公义事情顶撞和得罪学校行政，她成了我最有义气的革命战友。
我得罪行政的始端，大概是作业簿问题。那时候我被安排教其中一班的一年级科学，我很厌恶给学生做多多额外作业，一个星期才三节的科学，竟然买了两本额外作业，再加上政府提供的活动本，一共3本作业，老师们只能死命赶作业，教学变得没有乐趣。我以初生之犊心态把教育部禁止一年级到三年级使用作业簿的pekeliling 图放进有副校长的whatsapp群组，结果换来被校长训话，校长甚至在教务会议以严厉语气质问P城有哪一所华小是没有买那么多作业簿的？嗯，谁人不知作业簿让既得利益者自肥，我真是不识趣的下属。
微型华小的师资比较少已经够委屈了，学校行政还可以在家长家协之间搞分裂，散播一些谣言妖魔化某些“搞事“的家长，老师们被校长洗脑必须和家长保持距离，这无疑是让老师们陷入了猪八戒照镜的窘境。我慢慢知道这学校的建校委员、学校董事和校长都有马华背景，而所谓亲校方的家协，都是校长和董事的亲信，当然这些亲信的孩子也获得校方的厚待，比如优先班长、巡查员或小司仪人选，或优先获得上台表演的机会。另外一批被校方妖魔化的家协，就是家总成员，他们反对校内正课收费班，反对精明课室收费，对家协的透明运作和财政保持高度的质疑。这部分被校方视为反派的家长，老师们通常都会敬而远之，以免惹祸上身。我没想要惹祸，可祸却惹上了我。
两批家长对学校电脑班和精明课室收费的争议让负责收费的级任老师陷入两难局面。我是三年级班级任，战友同事是二年级班级任，这么巧我们俩所收到的电脑班和精明课室费是全校最低的两班。教务会议时，校长又借题发挥了，她说了即使教学再怎么优秀的老师，在其他工作包括跟学生收费表现不好，我们也不用指望prestasi 会得高分。校长也质疑为何我们两班的收费最少，我直言不讳说我理解家长不交精明课室费的理由，因为有些学校是没有这笔收费，就连我旧校的精明课室都是筹款所得，不必收费的，校长直接谴责我误导家长。我的战友同事说有家长丢出pekeliling 表明乐捐是自愿的，教师不能威逼孩子乐捐。校长更生气地认为我们俩和这批“闹事“的家长是一伙儿的。校长也说了即使我们有什么不满举报教育局，她也不怕，因为官员们是官官相护的。
我在这学校第二年所经历的家协选举又是一个多事之秋，家协职位竞争激烈是我前所未见的。我记得我刚来这学校报到的第一年，校长已明示要老师们投“亲校方”的家协，当时我初来报到才一个多月，什么都搞不清，投了废票。这一年，校长也暗示要我们投她心属的家协，可是在这一年我所见的种种不公不义让我学会违抗校长。校长要保留家协秘书一职给老师而不让家协竞选，甚至还讹称有pekeliling 表明家协秘书只能由教师担任而不能由家长担任。有家长问起此事，我也觉得荒谬，难得有家长愿意竞选家协秘书，我是乐见其成的，家长担任家协秘书确实可以减轻老师的负担啊！但在这所学校，很多匪夷所思的问题已经超越我的逻辑思考了。
家协竞选结束后的农历新年假期前一天，我在一年级上着课时，突然书记敲门进班找我，说ketua PPD 在校长室要召见我（那天刚巧校长不在学校）。我才惊觉ketua PPD 要调查有关家长对我的三项举报：第一项举报我跟学生拿家长资料发放消息在反派家长所开的面子书影响家协大会的投票。第二项举报我分享反政府照片给同事影响同事们反政府。第三项举报我参加bersih。举报者从我的面子书打印出一堆我出席社会运动和集会的照片，还有一些我公开分享在面子书上的政治贴。校长室内共有两名官员对我问话，一位是ketua PPD，另一位是PPD的投诉组官员。这是我第一次面对县教育局官员的问话，被举报的事实让我觉得心寒，其中两项子虚乌有被冤枉的指控让我觉得委屈，在官员面前我也忍不住泪红了眼眶。即便如此，我还是尽我所能在官员面前承认第三项举报，并据理力争讨回属于自己的公道。我要求官员让我与举报我的家长对质，并自我辩解说出席集会是我的个人醒觉个人自由，并没有影响我的工作时间，况且宪法有保障每一个公民的集会自由。身为公务员，我否认自己反政府，我只是反贪腐，向往追求公平透明的选举制度，我甚至还说了，在我还没成为公务员前，我已经出席过bersih 1.0的集会。县教育局的投诉官员说我这种行为犯了公务员准则，有可能被纪律处分（tindakan tatatertib)；Ketua PPD 反而比较慈祥，他是以“家长式”语气劝告我说公务员要保持中立,不可以公开在社交媒体反政府以免掉入任何憎恨政治的圈套。他甚至提到公务员有自由投票的权力，有任何不满可以在大选时自由投票作出选择。他最后也据实告诉我说教育局只是收到举报而开档调查，没能让我知道调查结果。
由于被举报开了档案，农历新年期间我的心一直忐忑不安，担心会被纪律处分影响工作前/钱途。为此我也有写信给教师公会，写信息给督学寻求协助。我写给督学的信息石沉大海没有得到任何回复，教师公会方面给我的劝告是凡事涉及种族、宗教和政治的敏感课题，教师公会爱莫能助，并劝我找学校董事长求助。天啊！董事长和校长都是马华背景的，岂不是要我屈服于恶势力？我不依，反问如果我求助于反对党呢？教师公会秘书给我的劝解是除非我不要这份工作了，就去反对党那边闹。我备受打击，我问心无愧，更不想屈服于恶势力，于是语气不忿地说大不了牺牲一份工作。教师公会秘书马上劝说年轻人不要太冲动。当时我心里最坏的打算是牺牲一份工作，但我要马华陪葬，我要把被马华背景的校长欺压，官员又官官相护的教育界黑暗面公诸于世。
求助于教师公会给不了我多大的希望，农历新年开学后的教务会议，校长又会议上恐吓说那些在面子书高调分享bersih 集会照片的老师要小心被buang 去ulu-ulu 的学校，她含沙射影地说她旧县有老师和反对党的党旗合照，结果被调去偏远地区执教。我想了想，那天官员的召见时，的确有把我分享的照片，其中一张集会合影的是几个不同党的党旗为背景也摆在我面前，这事情怎么这么凑巧。
等待被调查的结果是煎熬的，与其胡乱猜测和等待被开档调查后的命运，我的革命战友一直陪伴在旁，她很有义气鼓励我写信给县教育局官员为自己平反，也载我去县教育局找官员询问调查结果。感谢天时地利人和，我们在县教育局被引见负责调派老师的官员，那官员听了我的陈述后安抚我说校长不该威胁老师，老师如果觉得被威胁可以报警处理。最后，在那官员的协助下，我和战友同事（她也一直被校长欺压，县教育局辅导官员一直跟进她的忧郁症病情）自愿调去附近另外两间的华小。官员在处理我的档案时，也透露给我们知道原来当初举报我的是校长，她利用马华区部妇女组主席的盖印向教育部副部长举报我，然后副部长下令县教育局彻查此案。官员为此案写了报告后算是结束档案。
于是同一年的四月尾，我和战友收到转校信，转校信五月正式生效。在我们转校的同个月份，校长更因鞭打学生的杂志风波闹上新闻头条，让我不得不相信因果报应。在我和同事被调校后的同一年，我不懂为何校长会把我们俩的照片贴在学校的保安亭，被学生看到，也被家长拍下告知我们。为了公义，我们又再写信去教师公会和县教育局投诉揭发，其实那一两年间校长被家长投诉的档案也不少，上得山多终遇虎，同年年尾，轮到校长被调校，还应验她对我的威胁，她被调去比较偏远的学校。这P城的伪微型华小，终于换了个领导人。
这所伪微型学校是我服务最短却又让我成长最多让我更具抗压力的学校，我心里其实很感恩在这学校所遇到的人与事，包括我的革命战友，我也感恩自己为心中的公义据理力争过，我无怨无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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